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区(国)

2020-10-18 04:23

  日内瓦当地时间1月30日晚(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理由是,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因此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个消息对于此前一直在观望,尤其是中国公众在昨天整整煎熬24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另一只靴子落地的声音,但是,又如同滚热的油锅里泼了一桶冰水,完全炸开了。一个最具争议的解读是,如果宣布某一疫情为PHEIC,就在事实上等于宣布发生该疫情的国家或地区为“疫区(国)”,将对该国和地区的经济、外贸、和文化等造成重大影响。

  而且,事实上,在世界公共卫生历史上,也还没有几次疫情被宣布为PHEIC,除了此次,其他几次是:2009年,H1N1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2020年,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疫情。

  实事求是地讲,PHEIC并不等于疫区(国),无论是WHO对PHEIC的解释和定义,还是对某一特定疫情的解释,如西非发生的更为严重的传染病埃博拉,都没有“疫区国”的定义,也没有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和明文宣布。

  PHEIC是2003年SARS发生以来才在WHO中形成,并有明文规定和解释。但是,疫区(国)是一个沿用数千年的普通或民间概念,即把疫情发源地和疫情最严重或相对严重的地方称为疫区,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鼠疫)流行,就对某些疫情发生的城市和地区称为疫区,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法国的马赛,英国的伦敦等。而在近现代,疫区的称呼是指动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如1996年3月英国发生疯牛病,然后蔓延至欧洲,因而把英国称为疯牛病疫区。

  WHO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IHR,2007年6月15日生效)中规定,当有个别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符合以下两个情况,就可以被正式宣布为PHEIC。其一,该事件会因为疾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健康风险;其二,该事件因为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或是方向不寻常、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才能够解决。

  同时,是否为PHEIC要考虑多方面的情况,如疾病感染病例、死亡病例、传染性、治疗效果、疫区人口密集程度;病情发展速度;是否传出国境;是否需要限制国际旅行及贸易等。而且,PHEIC发布有效期为3个月,之后或者自动失效,或者继续构成PHEIC。

  IHR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是“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这意味着: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正因为如此,WHO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PHEIC是需要采取一些疫情防控措施,但并没有理由采取对国际旅行和贸易进行必要干预的措施。WHO不建议限制转移、贸易与流动。同时,宣布PHEIC的重要原因在于,“为了特别保护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帮助它们进行疫情防治,如果限制转移、贸易与流动,对卫生系统薄弱国家的防疫无济于事。

  即便WHO有权宣布某一疫情为PHEIC,也无权授权国际社会针对疫情发生国进行任何强制性的干预措施。WHO只能给出防治疫情的一些建议,如果涉及到与旅游和贸易相关的限制,也不会是强制性的,只是一种建议。另外,WHO的建议只是医学和医疗上的建议,以及提供关于疫情最新科学知识和最好的或适合于当地疫情防控的技术帮助。也就是在专业上给予指导。

  当然,对疫情宣布为PHEIC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等带来一定影响。首先在于,在公众的观念上可以认为疫情发生地就是疫区(国),会自觉减少和不去该地旅游,以及不购买该地的产品和货物,如疫牛病发生时禁止英国的牛肉,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时,禁止从日本进口食品等。

  同时,《国际卫生条例(2005)》也规定,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即受《国际卫生条例》约束的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WHO的多种建议。

  《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十四条“WHO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中指出,“不应阻止或限制WHO出于公共卫生目的而提供建议、支持或给予技术或其他援助。”在十五条的临时建议中提及,“临时建议可包括遭遇PHEIC的缔约国或其他缔约国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或)邮包应该采取的卫生措施,其目的在于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避免对国际交通的不必要干扰。”

  在十六条的长期建议提出,“WHO可根据第五十三条提出关于常规或定期采取适宜卫生措施的长期建议。缔约国可针对正发生的特定公共卫生危害对人员、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或)邮包采取以上措施,以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和避免对国际交通的不必要干扰。”

  从这些建议可以看出,如果认定某一疫情为PHEIC,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在出口时遇到一些麻烦,例如中国的产品会面临额外的严格的检疫,因此,会使出口成本增加,效率降低,但是贸易并不会被终止。

  另外,宣布为PHEIC也会让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行动,如美国、日本、法国已经撤侨,国际各大航空公司也缩减了来往中国的航班。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是宣布了PHEIC才会采取,而是在PHEIC之前已经采取了行动。当然这些行动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甚至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影响是有限的。

  PHEIC不等于疫情(国),但是宣布PHEIC会对疫情发生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议的。(张田勘)

  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及其相关债务、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

  只有透过历史的表象,探寻历史长河中的规律性认识,才能真正揭示中华民族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原因,才能使文化自信具有深厚根基。

  中国坚信,在当今世界任何霸权主义的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将始终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始终致力于维护中美合作大局。

  习总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关于扶贫开发本质、阶段、重点、方略、动力和制度等论述,简称本质论、阶段论、重点论、方略论、动力论和制度论。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上合组织应抓住抗疫和经济重建的重要契机,逆势而上,蜕变升级。

  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以这次事件为例,面向海外用户群体的TikTok是否需要并且可以获取字节跳动在中国的用户隐私数据?从字节跳动的公开回复和技术逻辑的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文”成为了中国知识之“体”,中国学问之“基”——这就是“中文”固有之“道”,是近百年来“旧中文”学科越来越忽略之“道”。因而,也应是“新中文”学科应该重拾之“道”。

  我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

  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和发展趋势,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核心不会变。我们需要眼光向前,放眼未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高科技成为疫情防控的一支特殊而又关键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要将广东、浙江等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和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结合实际、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受到考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法律的实施会面临很多复杂情况,需要充分发挥执法者的才智。每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规律,应对措施不仅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还要符合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律,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疫情是否为在线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把握住有利机遇,同时应对好相关挑战,应是坎帕拉首脑会议在讨论南南合作时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农村,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在“三农”。纵观世界,资源禀赋的多少并不能主导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责任编辑:admin  作者:admin